简论《董西厢》和《王西厢》的迭词运用艺术

董解元的《西厢记诸宫调》和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(以下简称《董西厢》和《王西厢》),是两部闻名中外的名作,历来研究者和研究文章很多,但主要集中在关于作者作品的主题思想、情节结构、艺术成就等方面,对于遣字、用词、造句方面的研究甚少。为此,本文就《王西厢》和《董西厢》里大量迭词的运用,从重迭方式的多样化、迭词集中的高潮、表情达意的丰富多彩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,试图弥补这一遗憾。     

朱熹立法思想初探

朱熹的立法思想包括三个方面:主张立法主体为法自君出,君臣共议;明确立法指导思想为儒家的三纲五常;提出顺天理、合人心、衡利益、行简易、适时变等立法原则。这些观点仍具现实意义,值得当今立法积极借鉴,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。     

洛阳水席与民间传说

洛阳水席是豫菜的一个分支,始于唐代,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,也是中国迄今保留下来的历史最久远的名宴之一。其每道菜,都是民间传说的历史。同时,水席的每道菜都是文化的,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。     

程朱的“格君心之非"思想

孟子提出“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”,董仲舒则“屈君而伸天”,以“阴阳灾异”来格(正)“君心之非”。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比汉唐儒学有重大的发展,但在政治哲学上却鲜有突破,大致是伸张孟子的政治思想,甚至可以说未离董仲舒“阴阳灾异”思想的窠臼。儒家虽然肯定君主制度,但其与君权之间亦有着一种内在的紧张。从民本进至民主, 符合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。     

朱熹《诗集传》阐释方法分析

朱熹的《诗集传》是宋代《诗经》研究的最高成就,为通行之后八百年的权威性读本。朱熹在阐释《诗经》时创用了七种方法,即以序统合、视域融合、行文评点、语境通释、发越为理、寓教于释和唤醒体验。这些阐释方法的使用是《诗集传》能有如此显赫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。随着西方阐释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中国经学研究的再受重视,中国的经典阐释学研究正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。因此,对朱熹《诗集传》的阐释方法的研究就不失为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。     

论博学鸿儒《明史》之独特价值

康熙朝的博学鸿儒集体纂成的《明史》初稿,在材料的搜集、编纂体例的设定、史实的考核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,是今《明史》的基础。鸿儒史臣深受清初遗民史家的影响,加之朝廷为修史提供了宽松的环境,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秉公直书、坚持公论,使初稿有别于其它几稿《明史》,具有独特价值。     

帮闲寄主西门庆形象试论

《金瓶梅》中有关西门庆与帮闲交往的描写占据了相当篇幅,以其步入官场为界,双方的交往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,尤其是他后期的养闲之举颇为引人瞩目。西门庆养闲既包含着小人得志、自我炫耀的因素,也有物色人选帮忙应付日常事务的考量,还体现了在其融入官僚阶层的艰难进程中,缓释自身心理压力的诉求。通过对双方关系的考察及西门庆养闲内在原因的深入探究,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、客观地把握西门庆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。     

论北宋熙丰时期洛阳诗人的诗学观念

北宋熙丰时期以司马光为首的洛阳诗坛以其文化特性而为人瞩目,承载了政治、思想学术等文化意义的洛阳诗歌的形成,与司马光、邵雍等洛阳诗人的政治家、道学家身份和他们的并非纯文学意义的诗歌观念有关。本文对洛阳诗人的诗学观念进行了梳理和探讨,认为他们总的倾向虽然是重道轻文,但并不否定诗歌的文学价值和艺术特性     

《释名》成书考辨

《释名》篇目今传二十七篇,毕沅以为原来曾有三十篇,根据《韦曜传》所栽和类书所引相关篇目考之,毕说较为可信。署名毕沅的《释名疏证序》可能为洪亮吉代作,准此,则该序与同署为毕氏的《补释名》观点抵牾问题可以释疑。关于《释名》的成书时间,毕沅、洪亮吉、叶德炯、钱大昕等人的考证各有得失。从题署、郡制、州制、交往、物事等方面综合论证,可将《释名》的成书时间定在公元210年前后。     

从孟子到朱熹的心性哲学

孟子对于中国心性哲学的开创 ,主要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尽心知性而知天的模式 ,在孟子看来对于心不在于去认知 ,而在于将自己的内心发挥到极致 ,这样就可以体认本心而知天。张载第一次在心性本体论上 ,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 :心统性情 ,把“情”这一概念置入心性问题的讨论中。朱熹则进一步发挥了张载的命题 ,提出性为体情为用 ,并在性情之上 ,加上了一个统领主宰 ,即心 ,将孟子的心性之心转换成主体性心的概念